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 (Paul Celan) 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德语，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无法剔除。即时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策兰也必须将它当做隐秘的言语障碍保留与心。虽然他是在依第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日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将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没有将德语遗忘，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令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我可以说，歌德施密特的 母语被长期剥夺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聆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是美的也许是丑的，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在德国，新纳粹分子为何无故将头发剃光？他们扛着变了形的头颅，像扛着干涸的或已经消失的河床上的一块卵石，四处展示，意识不到这是自我扭曲，自我贬低，狂妄自大地扮演冷酷的兵痞。在他们野蛮的时间观里，剃光头成了高贵的行为，他们以此确立自己的归属。这些卵石脑袋里，个性被剔除，光头下的骨缝里坐着可怜的大脑，凭权力欲的心血来潮调动身体。把身体交给本能，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与那些生活在自由中因而会常常无视自我的人相比，我们对自身的环境的了解会更多。事实上，此时的多也意味着少。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更好，而是我们逼不得已，有些事情 发生，让你不可能忽视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将自己忽略掉，事情自身不断的发生令人更轻松。
从自身的经历——我在其中不可能不引人注目——中，我不得已认识了许多与我的好奇心，与我的目标、与我的神经背道而驰，超越我的期望的东西。前面的经历说明，自行车和染发，冰箱和砾石可以互换，但在事物的更迭中，琐碎物品的重要影子不会变，因为威胁常在。
我们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监控得越严，早晚会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观察与被评判中，自我感知系统自动打开，人们不得不开始观察自己。查视不只存在于审问时的辩答，它已悄然潜入事物和日子的内部，虽然从表面看不出来。生活中那些无谓的、附带的、无须评价没有目的的内容都被戒除。持续不断的必要的审慎将每一个日子记录下来，置于自我监督之下。不假思索地扫上一眼，让事情不留痕迹地经过，已经不再可能。“瞧”，以及人们在德国使用的所有表达这个动作的词，对我来说都是不过脑子的看， 是我承担不起的，我要望的不一定能叫看，能够同时将见到的解释清楚才能算是看。
在监控国家，每个被查视者都有案可循，而且与国家的监视和记录一样详尽。
自我考察记录要应对观察者的考察记录。被威胁者的生活方式开始适应查视者的策略。查视者受国家委托进行监视，他的责任是掌握所有的细节。被威胁者也在观察查视者，以免自己受到伤害。查视者攻击，被威胁者防卫。
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来就存在于事物当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注入冰箱和普普通通无生命的物品中，实施着它的威慑。受威胁者的私人物品将查视者人格化了。
在罗马尼亚，在蒂莫斯瓦，我离开前一直生活的地方，又一个果汁厂。现在的工厂主曾因涉嫌暗杀在柏林被捕。当年的随风飘成为现在的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教授。独裁时代的职位为他们今天的财富和影响创造了机会，在市场经济时代占得先机。是当年的恐惧制造者把这个国家带到了欧洲。
蒂莫斯瓦的果汁，我听说，很好喝。但我不会去品尝，否则我会喝到恐惧。这恐惧我现在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