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读了吉行，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服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发现。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一译者づ”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一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不是只有慰安妇才被压抑，后方的妻子们也被压抑着。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被当作“圣女”来祭奉而庆幸感激。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悯笑“行外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
同时，他们要求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呢？三浦的书中泄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只要给男人面子，怎样的女人都行（容貌不论）。
对男人来说，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无论哪个女人，都有讨男人喜欢的秘诀。那就是，绝不伤害男人的骄傲，一定要不厌其烦地倾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男人的自夸，把自己的脸倾斜四五度从下往上看着他原注 7, 像唱催眠曲一样在他耳边不断地喃喃低语“你真行，你好了不起”。如若不信，敬请诸位自己去试一试。要是这个男人在第三者眼中无论如何也很难说有什么了不起，那就再加一句“知道你的好处的，只有我一个。”然后还加上“你是我唯一的男人”，就绝对完美无缺了。
不过，夫妻恋人都在逐渐失去固定的模式。在没有固定模式的两性关系中，对方会变成多么异形的他者，这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有很多现场报告了。真正的交流沟通，并不是简单肤浅的同感，而是需要交付自己甚至不惜生死的互动。如果有人不愿意，只好请他退场
K 君“想有女朋友”的呼声，如果真的是“想与他人交流”的愿望，那么，他的行动应该是与去秋叶原街刺杀行人截然不同的。至少，从其行动来判断，K 君和 J 君的共同希求，只能说是为让自己“成为男人”而“拥有女人”的完全自我中心的欲望而已。
儿童性侵犯者，不是少数的特殊人群。应该说，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少数（或许只因没浮出表面，是否真为少数亦未可知），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绝不是特殊的
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地控制对方，推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诱惑者一这种关系，也可见于强奸、性骚扰和家庭内暴力的事例之中。不但如此，还可见于异性恋的男女之间。正如伏见所说，他与“二十八岁、男”的“恋童者”之间只有“一纸之隔”，无法划出界线。儿童性侵犯者的性欲、性行为、性关系，无限接近“普通”的性关系。此处所谓的“普通”，意为“男人支配之下的”。
如果是这样，让这些男人从性关系中撤退，把性行为限定为自慰，停留在自我完结的性欲望幻想之中，还要好得多。事实上，媒体形式的性产业，都是辅助自慰的性幻想装置，在二元平面的色情游戏、美少女漫画中，旧态如故的男权主义性幻想被再三地重复生产，在那里，女人作为诱惑者，主动顺从男人的欲望。即便如此，从虚拟世界的符号得到满足的“对二元平面发情”的宅男和草食系男子们，也比胁迫“让我干”的野蛮的“肉食系”男子好。想象力是不能被取缔的，只要他们没有付诸行动。
男人对妻子施暴或逼复婚而杀妻，如果视为出于男人对女人的终极支配的欲望，很容易理解。女人被杀害的可能性最高的，不是来自陌生人，而是丈夫或恋人。美国甚至有“所谓配偶就是杀死自己的概率最高的人”这种让人笑不出来的玩笑。起因于家庭暴力的杀人事件，可能性最大的，是妻子、恋人提出分手时男人为求复合而杀人，所以甚至有“复合杀人”一词。要求复合而被拒绝，男人会勃然大怒，为了不让别人得到这个女人，便杀掉她，因为杀人是占有的终极形式。
女人的嫉妒指向夺去男人的别的女人，而男人的嫉妒则指向背叛了自己的女人。因为女人的背叛是对男人所有权的侵犯，建立在占有一个女人的基础上而得以维系的男人的自我，会因此面临崩溃的危机。对于女人，嫉妒是以其他女人为对手围绕男人展开的竞争；而对于男人，嫉妒则是维护自尊和自我确认的争斗。
既非暴力支配，亦非权力支配和财力支配，而是“性力”支配，并且让被支配方自发服从，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恐怖的支配，而是通过快乐的支配。这才应称为终极的支配吧。我们知道，权力论的要义是，自发的服从才能降低支配成本从而使支配安固稳定。
色情制品的常规模式，便体现出这种“通过快乐的支配”。对于男人，消费色情制品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的核心，是让他们在被剥夺了一切社会属性之后还能恢复男性性。在这里，男根，占有快乐之源的不可动摇的位置。
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放荡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用语，可以换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的许可！”。
其实，大多数娼妓，不过是为了金钱不得不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暂时转让给男人的女人；女人成为未婚母亲，大多不过是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人逃跑或否认应承担的责任。她们中很多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将原因转嫁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
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姑且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对那个指定位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没有厌女症的女人（假如那种女人真的存在的话），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有时会听到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这种说法其实应该翻译成“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
将“女人”这个强制的范畴改变为选择，“解放”的关键应该就在其中。
假如女儿得到了幸福，母亲会为女儿感到高兴吗？母亲一方面期待着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却又不会只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与他竞争，性別在这种时候起到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当然，母亲可以为自己辩解，自己当年没有后援，女儿的成就也是靠了自己的支持。可是，成功的毕竞是女儿，不是自己。
同时，对于母亲，女儿仅仅实现了“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尚未完成。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即使并不满足）。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不管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作一个成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把女儿当成人，同时也就是确认女儿还停留在自己的领地里。没有当上母亲的女儿，即没有像自己那样背负作为母亲的辛劳的女儿，母亲决不会承认她是一个真正的成人。
作为管理职位候选人被录用的女职员们，初进公司时因引人瞩目而被大肆宣传，可有许多报告表明，当时工作现场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们而苦恼。“平等法”实施后的第一代女职员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言。工作现场的困惑是，对这些管理职位候选人，是应该把她们与今为止的“女孩子”同样对待呢，还是应该视为“异形的男职员”？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作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由于她们的录用条件和工资与男职员完全同等，所以举止投足都被过度注目，周围的期待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她们还得和其他一般事务女职员处好关系。
人们多会认为，卖娼的金额是娼妓被标的价。可是，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支付的金钱，也是男人对自己的买娼行为所标的价。付给 A 子五千日元的男人，不但给 A 子的性标价五千，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五千的价。对“想得到满足想到那个地步的男人可怜的性欲”，A 子标了五千日元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她对为了性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女人到了如此地步的男人的悯笑。
什么是“卖娼的价格”？由于是男人付钱给女人，所以人们错以为是男人给女人标的价，可正如那位“女性读者”看破的那样，那是女人给男人标的价。懂得了这一点，许多“迷”便会迎刃而解。
将自己标高价出售的女人，是承认买自己的男人有与那个价格相当的价值；把自己廉价贱卖的女人，则是认定男人只有那个价不要钱跟谁都干的女人，等于把自己身体“扔进阴水沟”，她们以此来验证，男人的性欲也就是“扔进阴水沟”般的东西。
不要钱的女人，宣告男人的性欲一文不值；要两千日元的，宣告只值两千；要五千日元的，宣告就值五千。女人要钱，是在宣告：若不出钱，你连自己的性欲也满足不了。女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可怜的男人雪上加霜的狠击。
可是，女人的这种自视“例外”，只会重复生产对“一般女人”的轻蔑。她也许会被男性共同体接纳为“名誉男人”，但在表面恭维的背后，是她绝不会被认作“同伙”的现实。正如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会里的黑人。
“黑鬼佣人，真是狡猾，只要一不留心，就想偷奸要滑你？你是特别的。你受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教育嘛。”
在中产阶级的聚会中，听到这种话的黑人，到底该怎么反应呢？是去附和对方助长人种歧视呢，还是一怒之下不欢而散？
这种“例外”策略，对种种社会性弱者，处处使用。“老年人真是讨厌。牢骚多，又喜欢重复。可是，婆婆，你是特别的。你头脑好清楚的。”“就是嘛。所以我也不想去净是老年人的地方扎堆。”
“日本女人怎么那么暖昧呢？真弄不懂她们到底是说 Yes 还是 No。你？你是特别的。你不能说是典型的日本女人。”“就是，我也好厌烦。我跟日本水土不服，所以才离开日本了。”
这种对话，几乎就是黑色玩笑了。
通过制造特权的“例外”，对弱者的歧视机制完好无损继续再生产。
在福柯的四个“压抑假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性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机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将之隐匿起来，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此后，家庭显著地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不过，这里必须赶紧附加一句，“性的隐私化”，并不意味着性的压抑，而是使之特权化，并与个人人格相结合。正如福柯指出，“压抑假说”并非字面意义的“压抑”，背后伴随着一个“说出你的性！”的强迫告白制度。禁止与命令，互为一组配套机制，使性更具特权，性行为成为人格的指标。
自从性被隐私化以后，“关于隐私”，就成为“关于性”的代名词。家庭，成为“性家庭”；夫妻，成为“性的组带”的代名词；婚姻，成为性行为的社会许可证；“初夜”，宣告性关系的开始；“无性”，被视为夫妻关系的“病理”…我们今天熟知的关于婚姻与夫妻的“常识”，由此形成。
色情，本来不可见，不定形，在文化上的表现方式，依赖于历史的脉络背景。“权力的色情化”，这个概念或许听起来可怕，但如上所述，表现在我们的日常关系之中。
关系的模式，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习惯在发生着变化，也可以改变。
个毒品中毒的人，无论怎么告诉他，若是戒掉药瘾，体味到健康身体的快乐后，药物的快乐很快就能忘掉，但如果他想象不出原来的健康身体的状态，他依然不会丢掉眼前刹那的快乐。再比如，如果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弯腰走路的不自然的姿势，治疗弯腰要伴随比现在还强烈的痛苦，他一定不会想去治疗。所谓文化，便如同强制性地加在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模型，去掉这个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矫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许身心皆会坍塌。
可是，模型毕竟只是模型。既在变化，也能改变。改变生活习惯并非易事，但认识到那不是宿命而只是习惯，总是好的。
请不要误会。女性主义否定的是“男性性”，而不是个体的“男性存在”。如果被分类为“男性”的人们，“希求得到完整的肯定”这个希求对每一个人都是极正当的一一那么，就像为“得到完整的肯定”而与厌女症斗争的女人一样，男人也必须与自己的厌女症格斗。